王诤：沉默一生，忠诚永恒（陆汉伟）
以缄默示忠诚
昔日，他身为国民党军第18师的中尉，不幸被俘后投身红军；凭借半部电台，他奠定基础，被誉为“我国通信事业的开山祖师”（毛泽东语）。今朝，国家信息产业部、广播电视总局，以及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网通、中国铁通等众多产业集团，均尊崇他为行业的奠基者；他是唯一获选入编“中国100年科学家辞典”的高级将领。他，便是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奠基人、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卓越领导者——开国中将王诤。
在长征岁月里，我军情报战线上的电台工作人员被誉为“红色听风者”，他们组成了红军中最为隐秘的战斗集体——听风部队。王诤，这位神秘部队的杰出领导者，在周恩来、陈云、徐向前、叶剑英、王震等革命先辈的谈话与回忆录中，均受到了极高的赞誉。周恩来赞誉他为“非你莫属”，陈云评价他“一身正气，刚正不阿”，徐向前认为他是“长征情报工作的中坚力量”，叶剑英称他“独立于苍茫之中，思绪深沉”，而王震则盛赞他“视野开阔”。
“忍受苦难不言，承受压力不语，勇于冒险，默默耕耘，舍己为人。”历经革命48载，王诤凭借一生的沉默，铸就了对党的无限忠诚。
在解放战争烽火连天的岁月里，王诤亲自执掌听风部队，于情报战线上成功赢得了“电波大战”的辉煌胜利。毛泽东与党中央凭借我军情报上的优势，深谋远虑，决胜千里。毛泽东曾言：“待解放战争胜利之际，必为王诤颁发一枚最重的奖章！”而王诤本人，却将所有的荣誉与功勋，无私地归于那些默默无闻、坚守在地下电台的无名英雄们。
自1963年起，王诤全面负责全国电子工业的领导工作。他大力推动元器件的广泛应用，使一度积压的物资转变为供不应求的热销产品，极大地推动了电子基础产品的进步；同时，他积极推广电子技术的应用，大力开拓消费类电子产品市场，开创了军民融合的新篇章；特别是在卫星地面站、大型相控阵雷达等国家级重大工程中，他表现卓越，为我国首次氢弹试验和首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提供了关键的电子设备和仪器，确保了试验的圆满成功。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百废待兴之际，王诤着眼未来，将重心转向了新时期的电子工业发展。然而，不幸的是，他因长期劳累而身患癌症。
【转换失败】：1978年8月13日零时18分，王诤与世长辞，享年69岁。在他的身后，矗立起拥有2500多个企事业单位、100多万干部职工的军民兼顾的电子产业。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为他题词：“半部电台起家，一生征战为民。”这是对王诤辉煌一生最好的总结。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2024年，正值王诤同志诞辰115周年之际，本专题特以深切之情缅怀与追思，回顾王诤同志那波澜壮阔的传奇人生。我们旨在学习并传承他对于党和人民事业的无私奉献与不懈拼搏精神。
自他投身红军行列，我们仿佛拥有了千里眼的洞察力与顺风耳的敏锐听力。
1930年12月30日，毛泽东与朱德共同领导下的红军在江西龙冈地区对国民党军第18师发动了猛烈攻势，最终全歼该部敌军。在此次战斗中，红军成功生擒了师长张辉瓒，并缴获了一部通讯电台。此外，红军还俘虏了包括中尉报务员吴人鉴在内的9名电台人员。
昔日，红军缺乏无线电通讯设备，指挥与联络的不畅一直困扰着毛泽东与朱德。如今，他们成功缴获了电台，却苦于无人掌握其使用。毛泽东和朱德遂命令参谋处处长郭化若，在战俘中寻觅能够操作电台的人才。郭化若逐一与被俘的电台人员交谈，向他们宣传红军优待政策，并耐心进行开导。随后，他召集他们举行会议，诚恳地希望他们能留下加入红军。对于那些想回家的，他也承诺提供路条和路费。当他询问“愿意加入红军的请举手”时，吴人鉴率先举起手，表达了加入红军的强烈愿望。
吴人鉴投身红军，出于对亲友可能遭受国民党迫害的忧虑，且为彰显自己献身革命事业的坚定意志，便以“诤”字自励，立誓“诤言笃信，刚直不阿”，遂更名为王诤。
“你们首先要将电台投入使用。白军所拥有的，我们也将拥有；而那些尚未拥有的，白军也将逐渐送来。”毛泽东紧接着补充道：“待到未来取得胜利，全国范围内的电台都将交由你们管理。”尽管作为新入伍的红军战士，王诤当时尚不能完全领会这些话语的深层含义，但他坚定地表示，必将竭尽全力完成任务。
王诤所获得的电台设备实则仅剩半部——发报机已损坏，唯有收报机尚能使用。面对郭化若的疑问，王诤自信地回应，这半部电台依然具备价值，足以收听国内外新闻电讯稿，并执行情报侦听的任务。
王诤凭借这部半旧的电台，成功设立了红军首个无线电侦察台。他收听了国民党中央社的广播，并精选要点，抄录下来供毛泽东、朱德等首长审阅。毛泽东阅读后，欣喜地称赞：“这不就是报纸的报纸吗！”从此，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稿成为电台的一项常规任务。后来，郭化若为这类电讯资料命名，称之为“参考消息”，这便是今日新华社《参考消息》的雏形。
不久，红军在东韶战役中意外获得了一台状态良好的15瓦无线电发报机。进入1931年1月中旬，红军正式成立了首个无线电通信分队，毛泽东和朱德亲自指派王诤担任队长。毛泽东特别下令，为王诤提供每月50块银圆的技术补贴，而他自己的津贴却只有区区的5块银圆。这份特殊的关怀深深触动了王诤，他主动提出取消技术津贴的请求。
“若无其人，这场战役的胜利简直难以设想。自他加入红军以来，我们仿佛拥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这无疑成为了我们战胜敌人的关键所在。”
在东固战役中，我军成功夺取了一台功率高达100瓦的无线电发射机。紧接着，党中央紧急从上海调派了伍云甫、曾三等无线电技术领域的专家前来提供支援。当年六月，无线电通讯总队正式宣告成立，王诤被任命为总队长，伍云甫则担任政委，刘寅则负责报务工作。王诤对电台的布局进行了精心调整，他本人与伍云甫等同志携带15瓦的电台，紧随毛泽东、朱德的步伐，前往前线；而曾三、刘寅等人则携带着100瓦的电台，坚守在后方。这种配置确保了前线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能够迅速架设电台并发送信息，使得后方能够实时了解前线的动态。此举在我军无线电通信史上，实现了重要的一次联络保障。
王诤巧妙地发挥了电台的多元化作用，涵盖联络、侦查、解码和伪装等多个方面，确保了毛泽东与朱德能够实时掌握敌情动态，并通过电台实现了高效的指挥协调。6月30日，电台成功截获了蒋介石发给何应钦的紧急电报，揭露了国民党军队在红军主力正于赣东、闽西发起攻势之际，正密谋对赣南苏区实施大规模进攻的企图。据此，毛泽东与朱德迅速发出紧急指令，要求一、三军团主力火速回师赣南，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经过六次激战，红军五次取得胜利，共歼灭、俘虏敌人超过三万人，成功挫败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兴奋地评论道：“无线电通信的运用，使得红军在内外线作战之间的转换更为灵活，部队的机动性和调度能力也因此得到了显著增强。”
在此次反“围剿”的辉煌战果中，红军的无线电设备数量实现了飞跃，增至六部。进入1931年12月，随着国民党第26路军在宁都的英勇起义，红军再添八部电台，这一壮举进一步加剧了对于无线电人才的迫切需求。翌年春季，中革军委正式成立了红军无线电学校，由王诤同志担任校长。该校共培养出超过2100名各类通信人才，并在闽赣、湘赣、湘鄂赣苏区播下了红色通信兵的种子。中央苏区与各苏区、红军总部与各军团之间，陆续建立了电台联络，原本因敌人分割而孤立的各个根据地，凭借红色电波的桥梁，得以重新紧密连接。特别是王诤等同志，凭借100瓦电台，经过数月的持续收听与呼叫，成功与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建立了联系。中央的各项决议、指示以及情报，得以通过无线电迅速传递至苏区。
王诤凭借着仅100瓦的电台，成功设立了红军第一座广播电台，即“红色中华通讯社”，也就是“红中社”，该社可视为新华社的始祖。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隆重举行。“红中社”广播电台及时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盛况以及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喜讯传播至全国，同时，通过无线电波迅速将大会的精神传遍各苏区和各地的革命组织。
为表彰红色通信战士在反“围剿”战役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1933年的“八一”建军节，中央苏区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盛典。王诤同志，作为通信战线的杰出代表，与陈毅、罗瑞卿、张云逸等同仁一道，荣获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二级红星奖章”。
张国焘擅自组建了一个新的“中央机构”，而王诤则亲自操盘，最终成功重建了中央与二、六军团之间的通讯联络。
1934年1月，中革军委通信联络局（后易名为三局）宣告成立，王诤受命担任局长。同年9月，他荣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0月随军委纵队启程，踏上了长征之路。王诤为总部配备了两部电台，分别命名为一分队与六分队，这两支分队承载着与中央红军、各军团及方面军之间通信联络的艰巨任务。
在长征的漫漫征程中，天空中敌机如同乌云密布，轮番展开侦察与轰炸行动；而地面之上，敌军如同潮水般涌来，围追堵截，红军陷入了连番作战的困境。为了确保中革军委对各个部队能够进行不间断的无线电指挥，王诤率领六分队，伍云甫领导一分队，他们轮换行军与作业，确保每十五分钟都有电台在高效运作，从而维持了24小时不间断的通信联络。
历经重重封锁，红军在11月底成功抵达了湖南湘江的东岸。然而，他们在此遭遇了敌人的四面围攻，前后及南北两侧的猛烈攻势接踵而至。湘江战役中，红军顽强拼搏，持续战斗长达一周，伤亡过半。王诤在保卫战友的战斗中不幸身受重伤，陷入昏迷。战士们用门板和竹竿紧急搭建的竹筏将他送渡，在敌军如雨点般密集的子弹中，他们艰难地将他推过江去。敌机狂轰滥炸，为保护王诤，七名战士英勇捐躯，有的被炸死，有的不幸溺水身亡。王诤苏醒后，这位素来坚毅的战士悲痛欲绝，泪流满面，立誓必为牺牲的战友复仇。湘江之战落幕，红军深入贵州山区，红军总部为王诤配备了一匹坐骑，他却从不骑乘，而是用它携带通信设备，与战士们一同徒步穿越崎岖险阻的山路。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盛大召开，标志着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得以确立。会议召开之时，王诤等同志临危不惧，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迅速将遵义会议的决议传达到中央红军各军团，包括红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以及江西苏区的中央分局。遵义会议圆满结束后，毛泽东亲自指挥了赫赫有名的四渡赤水战役。王诤率领军委三局与二局紧密配合，不仅保障了通信线路的畅通无阻，更及时截获并破解了敌方的密码情报，为毛泽东指挥作战提供了关键支持。在四渡赤水的关键时刻，王诤巧妙地运用单部电台伪装总部，发送虚假情报，诱使敌人陷入陷阱，从而协助红军成功突破数十万敌军的包围。
在穿越金沙江的艰苦行军中，部队经受了极其严峻的考验。王诤不幸患上了疟疾，每日忍受着剧烈的寒颤与高烧，身体虚弱到了极点。某日午后，部队于云南曲靖地区突遇敌机空袭，情况危急，只得紧急分散隐蔽。敌机轰炸与扫射过后，部队迅速再次启程，直至夜幕低垂，战士们方才察觉到王诤已消失不见。这消息令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深感忧虑，他立即命令派出一个排沿着原路进行搜索。尽管众人几乎要丧失希望，但王诤却意外地回归了军委三局。原来，那天下午敌机空袭时，他藏身于一棵树下，由于身体过于虚弱，不幸晕厥。待他醒来时，太阳已西下，部队早已远去。他带着病躯努力追赶，依靠着不屈的意志，直到深夜方才追上红一军团1师的队伍。
六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之地成功会师，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见证了红军的团结与壮大。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了重要会议，并在会上正式确立了向北进军的战略方针。据此，两支英勇的方面军被改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总司令与张国焘总政治委员共同指挥，而右路军则由徐向前前敌总指挥与陈昌浩政治委员领率，中共中央亦随右路军并肩作战。军委三局的工作人员被分为两队，其中伍云甫同志率领约30名电台工作人员随左路军一同挺进，而王诤同志则带领5部电台及30余名电台工作人员加入了右路军的行列。
“请告知你们当前所处之地。久无音讯，来电时请列出本省省委委员名单，以便验证我们的联系。”然而，这封电报被密码破解者张国焘截获，他假装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向二、六军团下达指令。
“贵台是哪位？”王诤自信地回答：“我是王诤，奉命与你们建立联络。请台长尽快上线，有一件紧急事项需商讨。”据通信兵前任主任江文回忆，当时他担任二、六军团的电台政委，而王诤曾是其无线电培训的导师，因此他们对彼此的发报风格和频率都非常熟悉，迅速建立起互信。王诤亲自操控电台，这表明事情极其重要，对方也迅速响应，恢复了与中央的直接联系。联系恢复后，中央决定将二、六军团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这一举措对于一、二方面军的紧密联合，以及最终挫败张国焘的分裂企图，都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
毛泽东脸上洋溢着喜悦，轻抚王诤的肩头，由衷地称赞：“甚妙，王诤同志！实在太过出色！你为党和红军再立赫赫战功，这段辉煌的历史必将永垂不朽，永远铭记你的不朽功勋！”在可靠的通信联络保障下，党中央巧妙地指挥二、四方面军迅速北上，至十月中旬至下旬，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实现了伟大的会师。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用木炭炉发电开播。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由此全面拉开序幕。在此历史节点上，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与新四军。军委三局局长兼政委的王诤，不仅为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及新四军建立了8个战略性的无线电网络，而且向海南、广东等地的敌后游击队和秘密党组织派发了电台。国共两党共同抗击日寇，延安总部电台承担起与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及各战区友军的联络重任。王诤还精心挑选了上百名既精通通讯、机务技术，又拥有高度革命觉悟的干部，他们以隐蔽的身份，穿梭于蒋管区和日占区的各大城市，通过电台传递情报信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主人公原型李白，便是这一群体中的佼佼者。
在全面抗战初期的延安，电台数量仅有区区34部。王诤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渠道积极筹措通讯设备，并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大力支持。周恩来同志当时主要负责统一战线工作，每次回到延安，他都会亲自听取王诤的汇报，并凭借中共中央南方局及长江局的人脉，大量采购各类器材。从1938年到1940年，周恩来同志三次派遣人员前往香港，成功采购了200多部小型电台及其相关设备。1940年春季，周恩来同志从苏联带回共产国际赠送的一台500瓦广播机，交给王诤负责筹备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设立。王诤亲自带领相关人员实地考察，选定台址，最终确定在延安西北30里的王皮湾村。土建工程完成后，最大的难题便是动力供应。鉴于延安当时并无电力供应，王诤巧妙地利用两个汽油桶制作木炭炉，通过燃烧木炭产生的煤气来驱动汽车引擎，进而带动发电机发电。在王诤的带领下，技术人员经过多次试验和改进，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终于正式开播，中国共产党政策主张得以通过电台传播至全国乃至全球。
即便我们的通讯装备遭遇了不少挑战，然而，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技术人员展现出了非凡的才智。一旦美方提供相应的观测设备，并且经过简短的培训，他们便能够迅速精通气象观测的技术。
历经多轮艰难的磋商，美方最终接受了王诤的提议，却转而提出一项额外要求：要求各气象站收集的气象数据直接发送至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进行分析，之后再分拨给我们。王诤对此坚决回绝，并明确表示，气象资料通信网络是以我方延安通信总台为核心构建的，所有气象网络的电报往来均应由我方通信总站集中处理，之后再分发给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在王诤的坚定坚持下，双方最终达成了共识。经过精心组织与培训，20个气象观测站相继成立，同时，我国首个以延安为枢纽的气象信息传输网络也应运而生，为美国轰炸机对日本本土的远程轰炸提供了精准的气象支持，并为驻延安美军观察组的重庆与延安之间的飞行任务提供了可靠的气象保障。更重要的是，这一切为日后新中国的气象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央委员与电台的结合，便等同于党中央。”
自日本宣布投降之际，王诤便敏锐地洞察到国民党将发动内战。他未雨绸缪，及时组织延安的通信领导干部，分赴晋绥、晋察冀、东北、华北、华中等主要解放区。他们凭借缴获的日伪军通信设备器材，以及已解放城市的工业基础和易于招募的知识青年等有利条件，抓紧时间建立工厂制造电台，开办学校培养技术人才，从而加速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发展，以满足我军迅猛发展的需求。不到一年时间，各战略区域内我军的无线电装备在数量与质量上均有了显著提升，并在相当规模上构建了无线与有线相结合的通信网络。王诤此举，为粉碎蒋介石全面发动的内战，做好了充分的通信保障。
1947年3月2日，三局总台收到由地下党员熊向晖获得的国民党军即将“闪击延安”的绝密情报。毛泽东、周恩来立即制定应对措施，在胡宗南20多万人马到来前，党中央、中央军委机关有条不紊地撤离延安。3月29日，中央政治局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委，到晋察冀开展中央委托之工作。4月初，中央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委，王诤任后委委员，在晋绥建立中央同各解放区联系枢纽，形成中央前委、工委、后委“一分为三”的战时体制。相应地，军委三局也分成三个部分：组建中央前委通信大队，由军委通信总台副台长黎东汉带4部15瓦电台，随毛泽东和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保障统帅部对全国全军的指挥；组建中央工委通信科，保障中央工委与中央前委、中央后委以及对各下属大单位的通信联络；王诤率三局本部随中央后委转移到山西临县三交镇，设立集中发信台、收信台，负责同各大战略区、各中央分局战略台的联络。
无线电台成为中央指挥解放战争的重要手段。周恩来在前委机关干部会上打比方说：“中央委员加电台等于党中央。”任弼时进一步解释：“你们看，一大队是电台（通信），二大队是电台（情报），四大队还是电台（新华社），我们四个中央委员（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加上你们三个电台大队，不就是党中央吗？”
4月12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转战到安塞王家湾，在这里停留56天。中央前委有114份文电通过电台传到各战略区，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其中包括《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等重要文电。
当时，国民党军用新式无线电台“测向仪”测到王家湾一带有一个电台群，胡宗南电令29军军长刘戡率4个半旅，袭击王家湾，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夜间冒着大雨与敌周旋，成功甩掉敌人。鉴于敌军已有“测向仪”这一新情况，王诤报经中央同意，实行了“前轻后重”的战时通信体制。后委以大功率电台建立军委通信总台，前委一大队和各野战军都使用电波弱、不易辨别的小电台，以中间的大型固定台转发两头移动小电台。这一举措缩小了中央前委的目标，使国民党军队难以搞清楚毛泽东到底在哪里，既保障了中央对全国各战场指挥的畅通，也保障了中央领导核心的安全。
1948年8月至1949年1月，是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军委三局电报量急剧增多，每月文字量增至140万字，而且大多是四个“A”特急电报，有时四个“A”后面还加了“毛”字，表示这是毛泽东亲自交代必须立刻发出的特急电报。在此期间，总台发出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指挥作战的电报就有300余份，其中包括关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作战方针的重要文电。以毛泽东为首的统帅部运筹帷幄，通过无线电网络指挥各野战军决胜于千里之外。毛泽东对王诤主持的通信工作十分满意，说：“解放战争结束后，要给王诤颁发一枚最大的奖章！”
他以宽广的胸襟和博大的情怀吸纳人才、培养人才
1948年，解放军攻克工业城市的捷报频频传到河北省平山县中共中央所在地。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王诤带着喜悦的心情夜以继日地操劳着，组织军委三局全体人员完成繁忙的通信任务，保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全国各个战场通信联络的畅通。同时，他在思考一个具有战略远见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如何组织接管官僚资本的电信器材生产工厂，尤其如何留住这些工厂的技术人才。
1949年，王诤先后组织接管了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国防部、交通部、联合勤务总部以及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等所属的12个企业，职工4000多人。新中国成立前夕，王诤兼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电信工业局局长，肩负着对所接收企业与解放区的修配厂调整合并和组织恢复生产的艰巨任务。
1949年2月，在接管北平国民党联勤总部第五通信器材仓库和电机维修厂后，为了争取工程技术人员，王诤亲自到现场召集全部留用人员讲话，以自己脱离国民党军队、参加革命的现身说法，回顾了自己参加革命后，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关怀下成长的过程，使留用人员深受教育和鼓舞。在他的感召下，职工很快稳定了情绪，掀起了为支援南下大军，制造器材、维修机器的热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军委三局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军委通信部，王诤任部长。毛泽东当年的一句鼓励变成现实，王诤真的负责“管全国的电台”来了。在他的努力下，全军的通信队伍发展成为一个兵种——通信兵。
王诤认为“人才永远是最宝贵的财富”，他以宽广的胸襟和博大的情怀吸纳人才、培养人才、爱惜人才、重用人才。解放初，他得知有100多名国外学成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滞留南京、上海，马上派人将他们请到北京，组建了通信兵电子科学研究所；他领导创办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一批院校，推动在全国重点理工科大学增设无线电、半导体、计算机等新专业，先后培养储备了大量电子技术专业人才。
1951年的一天，王诤收到彭德怀的电报，要他“火速到朝鲜前线解决雷达难题”。当时，志愿军雷达部队受到美军强烈的电子干扰。接报当晚，王诤带着张履谦等电子专家坐火车赶赴朝鲜前线，为部队解决了雷达抗干扰问题。回国后，王诤郑重地对张履谦说：“从现在起，全军的雷达就交给你管了。”并向军委写报告，成立全军雷达干扰与抗干扰领导小组，由张履谦任组长，王诤任副组长。王诤的信任与支持，激励张履谦为此奋斗了一生，成为顶尖雷达专家，他主持研制的我国第一代防空导弹制导雷达、精密导弹跟踪单脉冲雷达、超远程卫星引导雷达，均达到当时世界技术先进水平；在“两弹一星”工程研制中，他出任测控工程总设计师，将我国第一颗地球同步通信卫星准确定位在赤道上空。
对处境困难的知识分子，王诤更是给予极大的信任和关怀。杨千里是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毕业的业务尖子，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对待，党籍被取消，思想包袱很重。王诤亲自给他做思想工作：“我就是俘虏兵出身嘛，党还用我这么多年。”这句话使杨千里轻装上阵，干出了骄人的业绩，成为我国第一代同步卫星工程通信系统总体设计者之一，后来还担任了通信兵部副主任。
解决导弹研制中的“卡脖子”装备问题
1956年4月13日，国家成立了航空工业委员会（国防科工委前身），聂荣臻任主任，王诤、钱学森等被遴选为委员。随后决定组建国防部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即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57年11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任命王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主任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和二分院院长，肩负起参与组织导弹研制、创建我国航天事业的重任。
1959年2月，王诤不再兼任二分院院长，而全力协助钱学森处理国防部五院的全局工作。王诤无论在抓中央所确定的工作方针的贯彻落实，还是主持重大问题的决策、组织指导和解决研制导弹发射中遇到的关键问题，都显示出了卓越才干。
在国防部五院成立之初，百事待举，但最重要的是确定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方针。研究制造导弹，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实行什么方针、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众说纷纭。王诤力主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后经聂荣臻指示，决定实行“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最终以此确立了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方针。
虽然总体方针已定，聂荣臻也指示在具体工作中要“以仿制苏援样弹爬楼梯，走向自行设计”。在仿制之初，仍有一些人提出“不走样地向苏联专家学习”等，王诤在实际工作中，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和聂总的指示，坚持把立足点放在国内，认为导弹是战略性武器，如果不立足国内，打起仗来将是致命的弱点。但是，自力更生意味着工作更加艰难，意味着要做出更为艰苦的努力。在前进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王诤带领五院的同志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使之得到圆满解决。
在仿制进程中，苏联专家严令各项操作必须严格遵循其制定的规范。然而，在众多细节问题上，若要一丝不苟地遵循，实则颇为不易。例如，图纸上明确指出，铸造所需的沙子源自苏联某条特定的河流，木材必须选用西伯利亚地区的小白桦，木螺钉需采用英制标准，皮革则必须使用苏联某地的牛皮，甚至连实验所用的酒精、液氧和过氧化氢，也必须采购自苏联。某些苏联专家甚至坚持要求，若我国无法满足其标准，就必须从苏联订购。若不遵从苏联的要求，一旦出现问题，我方需承担相应的责任。在这种背景下，王诤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决倡导“立足国内”的方针，主张在确保国内材料和标准可以替代的情况下，应优先采用国内的产品。在他的协调与支持下，成功解决了众多依赖国内材料替代的问题。然而，在液氧这一试验燃料问题上，王诤与苏联顾问的意见发生了分歧。苏联专家坚持使用苏联生产的液氧，而王诤则认为，液氧的运输极为困难，我国生产的液氧已经达到了要求，无需再从苏联进口。双方争执不下，最终案件上诉至聂荣臻将军。最终，聂荣臻作出决策，采纳了王诤的建议。实验结果验证了王诤观点的正确性。
得益于我国航天事业始终秉持“自力更生，国内立足”的原则，成功最大程度地降低了苏联背信弃义、中断供应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有力地推动了自主研制新型导弹工作的进展。
1960年三月，王秉璋担纲五院领导职责，而王诤则辅佐王秉璋，主掌生产、对外合作以及物资装备事务。那时，诸多材料和元件尚无法在国内生产，甚至缺乏相应的制造条件，因此我们不得不一方面向苏联订购，另一方面在国内加紧研制和生产。尤其是在苏联撕毁协议、中断供应之后，我们唯有自力更生，自主研发。自1958年至1964年，五院提出了超过8000项的新型材料和元件试验项目，并向科学院、高等院校、相关工业部门以及地方科研机构提出了数百项科研课题。至1965年，这些材料和元件的95%以上已成功过关，所需的试验与测试设备亦已研制完成。在仿制苏联导弹的过程中，五院与1400余家单位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构建了从科研到生产的完整协作网络，有效满足了仿制工作的需求。
航天领域的合作纽带实属不易建立，这主要得益于王诤的精心部署与不懈努力。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对“十大设备”的攻坚，这些设备是导弹研发中的“瓶颈”，若无法按时完成试制，导弹的研发进程将受到严重影响。这些设备的精度要求极高，加工难度极大，而五院初创时期，无力自行承担试制任务，每一件设备都需要向他人求助。加之时间紧迫，常常需要打破工厂原有的生产计划，临时“插队”安排。为确保导弹研发工作的顺利进行，王诤亲自走访国家计委及各工业部门寻求支援，相关单位均给予了大力支持。对于工厂的生产状况，王诤同样给予了密切关注。尽管生产过程中遭遇诸多困难，但工人们因对王诤的敬佩而激发了主人翁精神，鼓足干劲，加快生产节奏。王诤凭借他的使命感与真诚态度，成功打动了协作单位，最终使得这一艰巨任务得以顺利解决。1960年11月5日，我国成功发射了自行制造的首枚地地导弹。
王诤，堪称我国通信事业的奠基人，实乃国家功臣。
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构筑了北美自动化防空体系，而苏联亦积极推动自动化指挥系统的进步。王诤独具慧眼，早早洞察到自动化指挥系统在现代战争中的关键作用。早在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的为期12年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会议上，王诤担任军事电子学规划组的负责人。彼时，他即提出，在推进航天事业的同时，应着力发展以防空自动化为核心的系统，以此引领计算机、半导体技术的进步。此建议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认可，并被正式纳入规划之中。
一旦规划得以确立，王诤便提议实施“任务引领学科、任务引领技术”的战略，即把自动化防空系统的科研与试制提升为国防装备研发中的关键任务，明确完成期限，划拨相应经费，并以指令形式予以部署。1959年11月25日，该工程获得中央的正式批准，同时成立了专项领导小组，王诤担任组长一职。
王诤毅然肩负起这一融合多学科知识、高技术要求与现代化作战指挥于一体的繁复工程，此举在当时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有人质疑条件尚不成熟，认为他是在夸大其词、虚张声势、头脑发热。然而，王诤坚信，只要方向正确、目标明确，坚持不懈便能够取得胜利。他亲自指挥这场工程攻关的决战，组建了专业的科研机构，并动员了众多工厂参与协作。围绕这一核心，电子计算机、半导体、信号采集、雷达、通信、控制等新技术的研究攻关齐头并进，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各学科领域均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在1966年，王诤成功完成了工程系统的总体设计方案，并进行了模拟实兵引导与拦截试验，最终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
遗憾的是，历经十年的动乱，项目不得不暂停。王诤亦未能幸免，其职务被剥夺，被迫“靠边站”。随后，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指示：“王诤是我国通信事业的奠基人，实为功臣，理应迅速为其安排合适的工作。”
1972年，王诤刚获释不久，尚未重返工作岗位，便迫切地关注起这一项目的发展，立誓重振旗鼓，继续推进。在他的组织与领导下，团队明确了具体目标：即在1974年之前，完成一个雷达团的情报半自动化及自动化处理中心的构建，即由北京至承德线路上的雷达与机场所构成的半自动情报传输系统的试验线路。该任务如期完成。试验结果证实，防空自动化系统的整体设计方案切实可行。
1974年，在王诤的积极推动下，四机部与空军共同组织了自动化防空系统工程会议，由此整顿并恢复了该系统的研发工作，确保了其回归到正常的计划与工作流程中。翌年，王诤获悉法国愿意向我方出售其完整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设备与技术，他迅即把握住这一机遇，建议相关部门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汇报，恳请批准引进该系统。王诤坚信，尽管该系统主要用于民用，实则是一项军民融合的先进空中自动化指挥系统。鉴于类似设备在美国受到严格封锁，引进此系统显得尤为关键。系统在北京至南京间的首次试运行圆满成功。该设备系统的引入，为我防空自动化指挥系统的研发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推动作用。
数年来的实践，使王诤坚信，我军战略指挥网自动化系统工程的条件业已成熟。基于此，他向中央提交了关于研制该重大工程系统的报告。该报告于1978年1月获得批准，随后成立了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共同领导的战略指挥网自动化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王尚荣与王诤共同担任领导小组的负责人。领导小组成立以来，组织召开了多次重要协作会议，并制定了短期与长期的建设规划。会议明确了建立自动化指挥专用保密电话网、公用自动电话网、自动化数据交换网、自动化情报传递网以及作战文书自动化处理系统等具体项目与内容。同时，安排了科研试制所需的设备，并下达了建立空军雷达团防空自动化情报传递处理系统，以及北京军区至二连地面部队情报自动化传递处理系统的试点任务。
王诤在四机部精心构建了一个实力雄厚的技术攻关团队，全面负责协调各研究所与工厂的攻关与研制任务。在我国战略指挥网自动化系统工程的建设过程中，他倾注了满腔热血与辛勤付出。
周恩来深情地说：“我本无意再让你承担如此重负，然而此事非你莫属，唯有你才能胜任。”
1963年，我国电子工业发展的领军机构——四机部应运而生，由王诤同志担任部长一职。他提出了“平战结合，以战为主；军民结合，以军为主；寓军于民，以民养军”的二十四字方针，旨在推动电子工业的发展。上任初期，王诤同志阅读了一份“情况通报”，得知国民党空军的美制U-2高空侦察飞机频繁深入我国内地进行侦察骚扰，几乎如入无人之境。于是，他毅然向中央请命，要求利用电子技术手段保障击落U-2飞机。他组织张履谦等专家团队，制定了“以干扰抗干扰”的技术支撑作战方案，协助导弹部队先后成功击落5架U-2飞机。自此，U-2飞机不敢再踏入我国大陆领空。被击落的U-2飞机上残留的400瓦短波单边带电台，王诤同志认为这是免费的技术馈赠，不容浪费。他组织四机部第十研究所攻关十个月，成功研制出短波单边带电台样机，并实现量产，陆续装备部队。随后，我国又研制出全系列单边带短波电台，使我国的短波无线电通信设备跻身世界先进水平。
1973年伊始，周恩来向王诤展示了一张尼克松访华时赠送的卫星通信地球站照片，并感慨道：“你肩负着全国电子工业和全军电子对抗的重任，工作繁忙，我本不欲再增添你的负担。然而，这项任务非你莫属。”他继续强调：“我国的人造卫星预计不久后升空，但若无此类地球站，卫星将沦为空中摆设，无法发挥作用。我们能否在三年内自主研发出这样的地球站？”王诤毫不犹豫地承诺，将在三年内成功研制出卫星地球站，并立下军令状以确保完成。
1973年的三四月间，王诤重返江苏进行实地考察，足迹遍布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地的电子企业和研究所。他白天穿梭于各处，晚上则向专家们请教技术难题，常常工作至深夜。据王诤的秘书李尔炳回忆，由于王诤在“文革”期间遭受“造反派”的暴力攻击，导致肋骨骨折、内脏受损，抵抗力相对较弱，加之年事已高，已达64岁，因此李尔炳十分担忧他的健康状况，曾多次劝他休息，并引用列宁的名言“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来劝慰他。然而，王诤却幽默地回应：“我从来不会工作”，令李尔炳哭笑不得。
“首先，卫星通信地球站的元器件均已实现国产化；其次，我们成功捕捉到了位于印度洋上空，距地面三万六千公里的国际Ⅳ号卫星的信号，图像清晰，色彩搭配和谐，伴音清晰可辨；最后，我们接收到24路电话信号。”周恩来总理看到这张照片后，情绪激动，紧紧握住王诤的手，感慨地说：“三年之约，言出必践！”
被指定为毛泽东守灵人
王诤在党中央、毛泽东和朱德的高度信任下，拥有掌管人事、财务和物资的巨大权力，其话语分量极重。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极高的自律，从未有过职权滥用，始终坚守着服务人民的初心。通信兵部的前任主任崔伦回忆说：“我初入通信队伍的那一天，便有幸遇见了王诤同志。他身着朴素，不引人注目，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真是一点都不像一位高官。”
“后来，华东军区又调入了一名干部，彼时他们家暂无住所。父亲便慷慨地将自家的半壁江山让给了这位干部。由于我们家孩子众多，我们自幼便习惯了上下铺的居住方式。”
当时，上级给王诤配的是部分高级干部才能用的吉姆车，数量不多。王诤的司机史怀彬记得，王诤在刚调到国防部五院时就说：“咱们这部车留给通信兵部吧，他们车辆少、车况也不好，五院给什么车咱们就用什么车。”最终王诤坚持把车留给了通信兵部。
原电子工业部军工司巡视员李书训回忆：“王部长作风很朴素，是真正的工农作风啊！工作、生活、感情上都是如此。当部长时，夏天连个扇子都没有，热了，就拿本子扇一扇。”王诤对自己要求极严，近乎苛刻，但对群众、对人才、对年轻人却特别关心和爱护。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王诤也有缺点。与王诤相处多年的中央军委原无线电总台报务主任艾平说，王诤特别喜欢打篮球、排球、乒乓球，是个老球迷，劲头大得很，但是他打赢了，高兴得了不得，像个小伙子一样能蹦起来。要是输了，他会发脾气，会耍赖。王诤因此做过自我批评。他说自己有点儿个人英雄主义，大家看到不对头就要使劲敲打。艾平感叹：“在王诤身上，你能看到一个共产党人的坦荡真诚。”
1974年8月，由四机部牵头，实施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计算机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简称“748工程”。王诤等人力主选用北大王选教授的方案，使“748工程”获得成功，并带动了两个产业：一是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跨入光与电；二是计算机激光照排系统从无到有，发展成一个成熟的产业。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王诤被定为守灵人之一。1977年4月，王诤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四局局长，仍兼四机部部长，主持军队电子对抗工作。
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到1977年他的身体就不好了，多次被送进医院。王诤却把病房变成办公室，拼命工作。秘书劝他，劝多了他就生气，提高嗓门说：“怕什么！不就是死人吗！”
1978年初，总参在武汉组织电子对抗演习，王诤不顾医务人员的劝阻，吸着氧气，指挥了这次演习。自此，我军的电子对抗终于走上正轨。曾任我军某雷达电子部部长的兰文长深有感触地说：“真正颇具远见地看到电子对抗在今后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并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克服各种阻力为之奋斗的，是王诤同志；更确切地说，他是这一事业的奠基人。”
叶剑英在王诤重病期间，特意请画家李苦禅为王诤画了一幅“松鹰图”，并亲自题款：“英雄老去心犹壮，独立苍茫有所思。”
由于操劳过度，王诤病情急转直下。病重期间，他耗尽最后心血写成《关于电子工业28年重要经验教训》，报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转呈中央。
7月21日晚，他吸着氧气主持召开他生前最后一次四机部党组会，叮嘱说：“不把电子工业搞上去，我死不瞑目！”7月31日晚，说话已很困难的王诤向前来探视的王震表达了对当时有些人认识不到电子对抗重要性的忧虑。
8月12日傍晚，王诤病危，闻讯赶来的200多位王诤的老首长、老战友守候在病房外，谁也不肯离去。13日零时18分，王诤的心脏停止跳动，享年69岁。在他的身后，矗立起拥有2500多个企事业单位、100多万干部职工的军民兼顾的电子产业。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王诤高度评价，李先念题词：“半部电台起家，一生征战为民”；杨尚昆题词：“通信工作的先驱，人民共和国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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